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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抗疫科普】疫之为病久矣,历史上的中医如何认识它?
点击:135次,时间:2020-03-16 16:15:20

内容来源:中国中医药报

  编辑:河南中医药大学朱光

  疫之为病,历史悠久,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,《山海经》中也有贞卜“天下大疫”的记录。据《中国疫病史鉴》载,从西汉到清末,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,其中不乏十分严重的情况,如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中说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,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……”三国时曹植的《说疫气》记述:“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”。明末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原序中说:“崇祯辛巳,疫气流行,感者多,于五六月益甚,或合门传染”,以至于吴江出现“一巷百余家,无一家幸免;一门数十口,无一口幸存”(《吴江县志》)。

  中医人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,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治,取得了不少成果,在疫情的控制和疾病的治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古代中医是如何认识疫之为病的呢?

疫之病源

  受传统学问与认知条件的限制,古人在很长时期为其发病的怪异所迷惑,认为疫病是由鬼神所为。如郑玄注《周礼》时言:“疫,疠鬼也”;《释名》曰:“疫,役也。言有鬼行役也”之释。《内经》亦有“邪鬼干人”“疠气流行……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”的记载。

 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,这种迷信或蒙昧的观点逐渐发生了改变,进而出现疫病是由自然界“疠气”所为,或称之为“毒气”“疫气”“戾气”“异气”“杂气”等,与鬼神则毫不相干的认识。如《礼记》有“孟春行秋令,则民大疫”“季春行夏令,则民多疾疫”的记述,已认识到疫与气候异常有关。《素问·本病论》曰:“四时不节,即生大疫”“气交失易位,气交乃变,变易非常,即四时失序,万化不安,变民病也”,认为因天地气交异变,破坏了四时节序,影响万物生化规律,进而致疫病发生。张仲景论述时行病时指出:“凡时行者,春时应暖而反大寒……冬时应寒而反大温,此非其时而有其气”,并提出“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,皆当按斗历占之”。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提出“阴阳失位,寒暑错时,是故生疫”的观点。巢元方认为:“其病与时气、温、热等病相类,皆有一岁之内,节气不和,寒暑乖候,或有暴风疾雨,雾露不散,则民多疾疫”,并进一步总结 “此病皆因岁时不和,温凉失节,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”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明确指出:“夫温疫之为病,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,并做出说明:“疫气者,亦杂气中之一,但有甚于他气,故为病颇重,因名之疠气”,还描述此异气“无形可求,无象可见,况无声复无臭”“其来无时,其着无方”“来而不知,感而不觉”。

  吴瑭在《温病条辨》中认为温病中的“温毒”与“温疫”是由疠气、秽浊之毒气所致。此外,还有一种能致疫病的瘴气,又称山岚瘴气、瘴毒、瘴疠等。《医学正传》言:“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,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之也。” 瘴气主要指南方山林中因动植物腐烂、湿热蕴蒸致病的毒气。

  上述疫之病源往往自口鼻而入,即“天牝(鼻之别名)从来,复得其往”(《素问·刺法论》)。吴又可也认为“时疫之邪,自口鼻而入”“温疫之来,邪自口鼻而入”,因而疫之致病多犯肺系与脾胃,并发现“邪之所着,有天受,有传染,所感虽殊,其病则一”(《温疫论》)。

疫之起病

疠气大都毒烈,但并非染之皆病

  古代医家认为普通人是否感染疫病与毒性强度及染毒程度相关,但更与人体正气有密切关系。对此,《素问·刺法论》做出了明确说明,即“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……”;还提出了“三虚”致疫说,即:“虚邪”即疫之病源,“天虚”即五运六气的失常,“人虚”即人体正气亏虚。《说疫气》也发现生活困苦者更易染病, “夫罹此者,悉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耳”。《温疫论》认为:“本气充满,邪不易入,本气适逢亏欠,呼吸之间,外邪因而乘之。……若其年气来盛厉,不论强弱,正气稍衰者,触之即病,则又不拘于此矣。其感之深者,中而即发;感之浅者,邪不胜正,未能顿发”,说明戾气致病与否取决于戾气的量、毒力与人体正气的强弱。

正气亏虚有绝对、相对之分

  绝对正虚主要指禀赋不足、年老体衰者,相对正虚则指不适寒湿、调摄不周等,造成正气状态一时低下者。此外,疠气加身为害,还要受体质的影响,如《温热经纬》言:“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,故人身阳气旺,即随火化而归阳明;阳气虚,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。”

疫之特征

疫病的首要特征是具有传染性

  《内经》即有言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”(《素问·刺法论》),“其病温厉大行,远近咸若”(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)。这些都说明疫病在流行地域,无论男女老少,凡触之者多可发病,且症状相似。《说文解字》说明“疫”为“民皆疾也”,也可作为佐证。巢元方对疫病的描述为“病无长少,率皆相似……转相染易,乃至灭门,延及外人”(《诸病源候论》)。

疫病多发病急骤,病情危笃

  疫之伤人,多来势凶猛,发病急骤,甚则染之即发,且变化多端,病情险恶,常因束手或救治不及而亡,甚而造成“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”(《说疫气》)。清代余师愚发现疫疹“一人得病,传染一家,轻者十生八九,重者存一二,合境之内,大率如斯”(《疫疹一得》)。

疫病多为一气致一病

  疠气种类不一,致病各异,也就是说,每一种疠气所致之病,均有各自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规律。而同一种疠气对人体的致病部位具有亲和力,或特异性与选择性,即某一疠气可专门侵犯某脏腑经络或某一部位,因而往往同病者同症。

疫之防治

疫之未感重在防

  《内经》中确立的防疫基本思想主要有两点:一是避毒,因疫性大都毒烈,在疫已至而未感时,“避其毒气”(《素问·刺法论》)就成为简单实用的明智之举、上策之选(《汉书》有载对“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”);二是养正,即顾护正气,其实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列举的各种养生防病措施,如“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,食饮有节,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,故能形与神俱……虚邪贼风,避之有时;恬淡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”,都可作为平时的防范举措。

  后世医家还根据疫之种类与特点,摸索出许多避疫的方法,如选用芳香辟秽的苍术、木香、蜀椒、乳香、降香,以毒攻毒的雄黄,清热解毒的贯众、升麻,补气之人参等药物或制剂加以防护。

疫之已染重在治

  疫自外来,为病伤人,法当清除祛之。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,中医祛邪举措蕴含着谋略与智慧。

  一是予邪外出,因势利导。即给邪找出路,邪祛正自安。具体可遵循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言:“因其轻而扬之……其高者,因而越之;其下者,引而竭之;中满者,泻之于内;其有邪者,渍形以为汗;其在皮者,汗而发之”。也可参照《温病条辨》的认识:“凡逐邪者,随其所在,就近而逐之”“逐邪者,随其性而宣泄之,就其近而引导之”。临床最为常用的有汗、下等方法。

  二是改变环境,毁其所依。自然界存在着“同气相求”的规律,因而疠气加身,每有内应。若改变其内环境,消除其立身之基,同样可使疫毒之邪无法容身。就临床所见,许多疫毒无论寒温,都与体内的湿邪有关,每以内湿作为其生存土壤,通过化湿、燥湿或利湿等方法以清除湿邪,进而使毒无所依而难为害。

  三是针锋相对,对抗纠偏。疠气犯人,往往来势汹汹而不可挡,耗气伤津而致危难挽,此时须当机立断,遏其病势,阻其妄为,以“热者寒之”“实者泻之”等为则用药,如常用清热解毒、清热通腑、清热利湿等,以纠正邪侵造成的阴阳失衡。但这种强力抗邪,易致两败俱伤,正气虚极甚至会得不偿失。

  中医所论疫病大抵是指由细菌、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。现代医学从传染源、传播途径、易感人群三个方面入手研究,使大部分已知传染病的防治取得突破。由于细菌、病毒等的变异,新传染病仍然不断出现。中医治疗疫病多采取扶正祛邪、整体调理、顺势而为的方针,在2003年的SRAS及新冠肺炎中都充分显示出了优势。笔者坚信,中医战“疫”大有可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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